近年来，我国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已成为制约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000—2003年，我国投资率分别为36.4%、38.0%、39.2%、42.3%，而同期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2%、55.5%。预计2004年投资率进一步上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从我国历史上看，投资率过高，容易引发经济过热，造成经济大的波动；投资率高还挤压消费，使投资品缺乏最终消费的支撑，投资和经济增长不能持久。因此，无论在当前还是今后一段时期，都要大力发展消费。
要采取有效措施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在初次分配环节中，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已成当务之急，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深化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和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严格控制垄断行业收入的过快增长。加强对低收入居民和困难家庭的生活补助，随着物价上涨和生活费用的增加，要相应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
在再分配环节中，要加强对个人收入差距的调节。近年来，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继续呈扩大之势，既不利于增加消费，也不利于社会稳定。目前个人收入分配状况呈现“哑铃”型，政府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就是要变“哑铃”型为“橄榄”型。那么，怎样有效调节个人收入差距?舆论界较多的呼声，是寄望于加强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采取分项征收，漏洞较多，改革的方向是实行综合与分项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但这项改革对征管要求相当高，所以近期改革可先适当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有利于增加部分消费。我个人认为，无論从国际经验还是从我国实践来看，个人所得税组织收入的功能大于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如果将个人所得税制的设置主要用于调节收入差距，将最高边际税率提的很高，反而容易造成恶意偷逃税，起不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国家还会丧失收入。因此，我主张在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同时，还可考虑择机开征遗产和赠与税。这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开征遗产和赠与税，已在党的十五大报告等一系列中央文件中提出，关键是要做好充分准备工作，既要起到调节收入分配、防止贫富差距过分扩大的作用，又要注意保护个人投资的积极性，避免资产向境外转移。从根本上说，只有建立遗产和赠与税制，建立物业税制，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才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社会财富的分布，缓解贫富悬殊矛盾，体现社会公平；有利于提倡劳动致富，限制不劳而获；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我国调节个人收入的税收体系，贯彻国际间税收对等原则。
要大力改善消费环境。特别是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引导企业生产和销售适应农村行情需求的商品，在农民收入增加较多的时候，努力开拓农村行情。完善和发展住房、汽车、电信、教育、旅游、文化、体育等新兴消费热点。清除各种限制消费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落实公职人员带薪休假制度。继续整顿和规范行情经济秩序，严厉打击各种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特别是食品和药品，让老百姓放心消费。
要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我国就业形势仍不容乐观。目前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有1400万，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1000万，其中高校毕业生已进入高校扩招以来毕业的高峰期，2004年高校毕业生达280万。此外，还有复转军人就业问题；还有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和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等。从中长期看，我国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今后就业工作必须立足于逐年减少滚存的失业人员，逐步减轻就业压力。我个人认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高的；经济快速增长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压力应该得到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很大，主要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一方面，我国有大量非熟练劳动力和部分下岗职工，难以适应新岗位就业的需要；另一方面，一些有学历、有技能的劳动力又不愿意低就。对此，必须高度重视解决就业结构问题。要加强就业培训和人才培养，政府要拨专款，普遍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同时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努力开发公共卫生、城市环保、医疗保健和社区、家政服务等就业岗位，积极拓展旅游、教育、培训、文化、体育、信息服务等就业领域，进一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多渠道、多环节解决就业问题。要注意转变大学生的择业观念，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和西部地区创业，国家给予一定的扶持政策。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的要有利于促进就业，因此保障水平要适当。认真总结在东北地区推行改革的试点经验，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社会保险面覆盖到各类所有制企业。着力解决再就业遗留的历史包袱问题，实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制度并轨。加强城市“低保”工作，建立物价指数与“低保”挂钩的制度，相应提高“低保”标准和范围。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当前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移民安置、征地拆迁、企业改制、金融事件等方面引发的社会问题，花钱买稳定要做到公正、公平、合理，防止用激进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努力维护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