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价格上涨过快，而其原因在于总需求过大。目前，受收入增速不快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需求不存在过度的问题；央行将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企业的投资需求将被抑制；但是政府税收收入超高速增长，必然使财政的购买支出过度增加。所以，要抑制总需求的膨胀，消除通货膨胀的基础，必须在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同时，降低总体税率，降低税收收入的增加速度，以控制财政支出的过度增长。

据日前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透露，今年全国入库的税款预计高达49000多亿元，增收11000亿元以上，增长30%左右。这些数字委实让人吃惊，税收增长速度是同期GDP增速的3倍!而且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有关部门，以及部分学者，为此找了很多理由，比如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税务机关加强征管等等。但是这些理由只能解释一部分增收的原因，而不是全部，更不是最根本的。税收超高速增加的更重要、更本质的原因是，我们的总体税负过高。

现行的税收主要是两类：一是流转税，一是所得税。先看流转税。目前我国实行的仍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特别是增值税和消费税、关税。增值税的基本税率是17%，需要强调的是，按照增值税的本意，该税应该是对企业新增加的价值征收，而不对购进的价值征税。这个增加的价值，从整个宏观经济来说就是GDP，果然这样的话，这个中国第一大税的增加幅度绝对不会超过17%。但是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的增值税，不允许企业扣除购进的固定资产，简单说就是，中国增值税的征税基础要大于GDP，对不是企业增值额的收入也要课税。如果按照欧洲国家规范的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我们的17%的税率就相当于它们的24%以上了。这是税收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消费税是在增值税基础上的税上加税，属于重复课证，虽然有些税目有此必要，如烟酒、贵重首饰等，但是，像护肤护发品这样的生活必需品，也征收税率很高的消费税，就不太合适了。加上已经课征过的增值税，很多被征消费税的商品，其合并税率甚至高达50%以上。

再看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是重要的税种，也是税收增收的重要因素。现行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基本税率是33%，明年将降低为25%。从国际比较的角度，25%甚至33%的税率并不高。但是所得税的税负高低，不能只看名义税率，还要看企业缴纳所得税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其总收入与成本、费用损失的差额。因此，成本、费用等扣除的标准是否合适，也是判断所得税税负高低的重要依据，现行企业所得税的扣除标准仍然较低。比如，税法规定了一个计税工资标准，在这个标准以内的工资，企业可以作为成本扣除，而对于超过这个标准的工资，则不允许扣除，要缴所得税等等。从这个角度说，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也是比较高的。

加强税收征管也不是税收超常增长的主因。税务部门经常强调说，加强征管和征管手段现代化对税收大幅度增收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正因为如此，才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现在的总体税负偏高的事实。当我们的征管手段落后，漏洞比较多，税务人员素质也不高的时候，为了取得必要的税收收入，就必须制定较高的税率，否则无法保证完成预定的征收任务。但是，当征管已经加强，征收手段已经非常现代化，税务人员素质也已经明显提高多年后，总体税率仍然维持不变，税收超速增长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

总体税负过高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只要是缴纳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企业，就要缴纳教育费附加和城市维护建设税，这也是税上加税，不但不符合税收法律精神，也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总之，税收超长增长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取决于GDP的增长，更与税负总水平过高有关。

现在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价格上涨过快。而其原因在于总需求过大，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财政的购买支出和净出口。受收入增速不快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现在不存在过度的问题；为防止通货膨胀，央行将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抑制企业的投资需求；但是政府税收收入超高速增长，必然使财政的购买支出过度增加。所以，必须在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同时，降低总体税率，降低税收收入的增加速度，以控制财政支出的过度增长。这样，才能抑制总需求的膨胀，消除通货膨胀的基础。

目前宏观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总体控制总需求膨胀的同时，也要适当增加居民收入，缓解价格上涨对居民生活费用增加的压力。在GDP增量一定的情况下，税收拿走的多了，居民能得到的就少了，因此，有必要降低税负，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

降低总体税负的措施至少包括，实行增值税的彻底转型，取消部分消费税税目，降低营业税特别是房地产企业的营业税，规范企业所得税的扣除标准，特别是没有必要规定计税工资标准，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取消各种税收附加等。

税收收入增速大大超过GDP增速的现象，已经持续多年，现在税收收入总体规模已经偏大，财政存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昔日的增收，而是如何优化支出结构，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因此，降低总体税负既有必要，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