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常修泽，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者。1979年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1990年被评为教授，曾任该所副所长，1992年起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5年调入北京，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学术基金(香港)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任清华大学兼职教授、香港中小企业国际交流协会名誉会长等。

常修泽教授著有《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制度安排研究》《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等著作，被海内外学界称为中国“人本经济学的探索者”和“对产权问题素有研究的经济学家”。

读常修泽教授的学术论著，可以发现，他的研究一直以来基本上是围绕着制度创新和发展转型来展开的，且主要是沿着三条线路进行：第一条线是人本经济理论；第二条线是产权经济理论；第三条线是发展转型理论。在人本经济理论和产权论研究方面，他已先后出了《人本体制论》和《广义产权论》。在转型理论方面，他正写的书，题目叫做《中国第三波转型》。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当前被人们热议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正是现阶段转型的焦点。常修泽教授此次与本报记者的访谈，就是从中国第三波转型的话题出发，进而探讨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

关于中国第三波转型

记者：您在新书书稿中说，从中国历史纵深大视野审视，我们现在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为什么叫做“第三波转型”？

常修泽：第一波是社会制度转型，是从1919年开始，这个转型是以1949年为标志，转型已经完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我在书稿后面加了一个小注，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但是站在哪里呢？站在世界的边缘。当时要建立新民民主主义社会，但是非常遗憾，并没有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思去做，很快就抛掉了新民主主义，所以我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历史上是“流星”，很快闪过去了，闪过去之后很快坠入了“斯大林模式”。

第二波转型，叫做经济体制转型，是以1978年为标志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个雏形应该说已经建成，但是改革仍然在攻坚的过程中，第二波转型远远没有完成。

记者：就是说，第一波转型和第二波转型都是不彻底的，都还没有完成。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次转型，是不是意味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多向度转型？

常修泽：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理论研究人员，应该着眼于未来，所以我现在思考，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上，从更大的视野、更高的层次思考中国转型的问题，下一波转型，就是第三波转型，应该转哪里呢？我列了三条。

第一，由边缘到前沿。中国现在虽然站起来了，但还是站在世界的边缘上。考察当代世界，从经济领域上看，经济格局中最重要的是货币体系格局，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日本，有可能一两年后变成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世界货币体系里面人民币基本上没有地位，这很不相称，还是被边缘化。下一步中国应该由边缘向前沿转移，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期待。

第二，由隔阂到融合。中华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先进文明之间有很深的隔阂。最近有很多事例给我心灵上撞击，比如前不久网上对中外混血青年的议论，反映出目前社会对这样一种事物接受程度不高，有些甚至是排斥。我们的现代文明跟人类的进步文明还是有很多隔阂。去年故去的人类文明理论家亨廷顿先生有一本著作叫《文明的冲突》，我没有用“冲突”，我用的是“隔阂”。我个人认为，按照世界和谐的期待，中国的文明应该和世界其他的先进文明，逐步逐步地交融，虽然现在还很难融合到一块儿，但是应该通过交融，最终达到“融合”。现在世界上，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斯宾格勒的“活力论”，有汤因比的“成长论”，有列维·斯特劳斯的“均衡论”等，我想探索的是“文明融合论”，因为，我们国家如果要真在这个世界上崛起，那么就要由隔阂走向融合。

第三，由不可持续到可持续。这是对文明的一种期待。我这本书的基本理论，也就是“告别边缘、告别隔阂。走向复兴，走向融合。兴而不肆，融而不阿。”中国要振兴，要复兴，但是不应该傲慢，尤其不能够独霸天下，融，但是要自我约束、要不卑不亢。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共同打造人类文明。这是在为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国家发展，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