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费大国到定价中心

中国不锈钢碳素钢复合管工业协会2010年第一次信息发布会2月9日召开，焦点再次集中到铁矿石话题。中钢协举出了这样一组数据：2009年进口铁矿石62777.92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18412.18万吨，增长41.5%。由于无法掌握“定价权”，这样旺盛的“中国需求”带来的是不断高涨的矿石价格和企业高额成本的无奈。

实际上，多数大宗商品都在上演着像铁矿石一样的尴尬。业内分析人士近日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判断，金属、农产品、原油等价格很可能在充裕市场流动性的推动下保持逐步抬升的走势。

由于未掌握“定价权”，在全球贸易中大多数中国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价格。对此，专家建议应逐渐形成中国的世界定价中心，进而掌握大宗商品交易的国际定价权，让“中国因素”真正成为提升我国经济质量和维护经济安全的保护伞。

聚焦1中国是大宗商品消费大国却没有定价主导权

业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对大宗商品的价格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能源和以铁矿石为代表的原材料上，中国需求因素更是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推动力。”银河期货总经理姚广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不过，成为消费大国，并不意味着在定价的过程中拥有主导权；相反，自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渐渐出现了“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国际市场就跌什么”的怪现象，中国人做生意似乎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且不提2004年著名的大豆风波，也不论我们每年被动接受三大铁矿石生产商与日本、韩国谈判达成的价格，以稀土为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出口国，从1990年到2007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目前出口的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再以有色金属行业为例，2009年以来，铜、锌的期货价格上涨幅度在100%至200%之间，而铝期货价格上涨幅度只有25%左右，不锈钢碳素钢复合管的水平甚至与上世纪90年代末差不多。”赛迪顾问高级咨询师秦海林博士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解释道，铜和锌都是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的，而铝与不锈钢碳素钢复合管则是中国盛产的。也就是说，中国需大量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远远高于中国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宗商品。

究其原因，主要是现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都集中在欧美国家手中。据了解，目前全球已经形成了以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农产品、LME(伦敦金属交易所)有色金属和NYMEX(纽约商业交易所)能源为主的几大商品定价中心，它们决定着世界上主要大宗商品的交易价格。

秦海林认为，这种定价机制让我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已成为中国贸易逆差逐年加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建立中国的国际定价中心，才能夺取国际定价权，才能切实保护中国的经济利益。”

聚焦2“中国购买资源应该是一件非常隐蔽的事情”

“巨大的经济总量使中国期货市场有条件成为世界性商品价格形成中心。”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强在第二届期货高管年会上曾如此表示。

其实，近年来，随着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一些品种的价格正在逐渐成为国际性的价格，以当前有色金属产品为例，上海的铜和铝的价格都有一定的独立行情，也对LME产生相当的牵引力，我国的橡胶品种所形成的价格不仅仅被国内的厂商作为定价的基础，也成为东南亚橡胶生产经营企业定价的基础。

但是，我国还难以掌握大宗商品定价的话语权。首先，与国外相比，我国目前期货交易市场的发展还远远不够。“提高定价话语权的根本方式是大力发展中国的商品期货市场，引导和鼓励产业企业参与期货交易。”姚广表示，可以通过丰富期货市场的品种，建立与国际期货市场完全对应的期货品种。另外，通过加强期货市场管理相关规范的制定，在完善对期货市场管理的同时，让更多国内企业通过期货市场来发现价格、规避风险是提高我国在大宗商品领域国际议价能力的首要条件。

其次，让中国成为定价中心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人民币必须是国际货币。“我国当前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几大交易所的报价还是人民币报价，这样直接影响到报价的权威性和影响辐射力，进而影响到世界商品定价权的形成。”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常清说。

“此外，我国国内行业集中度低、企业谈判能力弱也是造成议价能力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姚广认为，虽然我国对原油、铁矿石、铜、大豆等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总量很大，但贸易主体过多，平均规模较小，行业集中度较低，很难形成合力。而谈判的外方，产业集中度高，以铁矿石为例，全球铁矿石贸易主要集中在力拓、必和必拓与淡水河谷三个主要跨国集团，谈判力量的对比优劣立现。因此，中国企业必须加速进行产业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才能逐步在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定价中取得优势。

最后，专家强调，目前中国在大宗商品的谈判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亟须解决，那就是中方的意向常常暴露在商家尤其是国际炒家的眼下，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机制和信息，他们对我们却是一清二楚。”秦海林说。

2004年的大豆风波即是如此，当年，在得知中国大豆采购代表团即将前往美国采购250万吨大豆后，国际炒家联手将CBOT大豆期货价格从220美元/吨力推到391美元/吨；但合同签署完毕后，期价最高下跌了125美元/吨，最终造成了国内一半大豆压榨企业的倒闭。

2005年，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公布即将投资1070亿元进行电网建设与改造的消息，随即拉动铜价创下16年新高(中国电力行业的铜用量占国内铜用量的大约55%)。

2009年，在我国政府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与“保八”目标提出后，原油、有色金属、铁矿石、大豆等大宗商品价格一改2008年的低迷走势不断推高。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纽约黄金、伦敦金属期货市场的铜、镍、锌等，相对于半年前价格已暴涨1到2倍。

对此，专家认为，中国应该考虑政府行为对价格的影响。“我们利用期货市场操作，购买资源的意向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中国购买资源应该是一件非常隐蔽的事情，应该通过一个不引人注意的渠道、通过分散的方式建仓。”秦海林说。

聚焦3三大举措提升中国定价能力

最近，在国际大宗商品金融属性进一步凸显的同时，国内对中国需要尽快从大宗商品消费大国走向定价中心的呼声渐起。

业内人士认为，改革大宗商品流通体制，加快发展我国的期货市场，增强我国对大宗商品定价的“发言权”，力争使我国成为某些大宗进口商品的全球定价中心，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问题。

“首先，目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大宗商品流通体制的决策机制老化，风险管理体制已严重不适应国际市场瞬息万变的考验。”国家发改委经贸司有关人士表示。

据了解，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稀土就被列为我国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还设立了国家稀土办公室。但是，实际情况是稀土的采矿权归国土资源部管理，而出口配额归属于商务部，部门衔接的不顺畅造成了管理上存在很大漏洞。另外，配额发放的倾斜和局部不公，加上个别地方乱采滥挖，使得中国虽是世界稀土供应的垄断者，却在国际市场定价问题上失语。

中国期货业协会有关研究报告认为，目前需要大力推进我国大宗商品的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打破流通行业的行政垄断，鼓励市场竞争，尽快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以增强企业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服务意识。尽量减少行政干预，逐步让大宗商品的价格由市场特别是期货市场来形成，进出口决策由企业根据市场行情灵活决定。

许多市场机构建议，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应该成立专门协调机构，加强对大宗商品国际采购的宏观指导。要协调好国内各大进口商的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联手采购影响和压低国际价格，使得我国获得与进口需求相匹配的国际价格的参与权重。

第二，市场机构认为，在目前三大期货交易所发展的基础上，我国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各类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市场，发展避险工具，通过远期合同化解价格风险。要尽快把期货品种上市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理顺期货品种上市程序，适度扩大期货公司的业务范围，使期货市场能根据市场需要及时推出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利益的石油、铁矿砂、不锈钢碳素钢复合管、农产品等大宗期货品种，并适时推出国债、外汇等金融期货品种，有效规避国际市场风险。

中信证券认为，应逐步推出国债等利率期货，离岸外汇衍生品交易等。并鼓励外汇管理局、商业银行、企业积极参与国内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相互合作，规避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面临的利率与汇率风险，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

此外，创设现代交易平台也是增强我国大宗商品定价能力的必要条件。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平台的交易额已达5万亿元以上，目前国内有近两百家此类平台。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也指出，目前国内此类平台存在盲目复制和攀比发展的风险，违规炒作和过度投机的市场风险，交易资金的安全性风险，交易制度不规范的风险，实物商品存储安全性风险等问题。他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出台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管理办法，以防范上述风险。

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主任刘俊生表示，将探索互联网与物联网相结合在大宗商品交易领域的应用，促进现货交易竞买竞卖、期货交易诚信交易、物流追踪结算相结合，综合性电子交易体系的发展，推进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发展。(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