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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率先复苏,这也引起了顶尖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
“我们希望了解中国这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它的工作机制是什么样的,与西方世界的工作机制有何不同,有何特点,我们需要重新来审视。”10月底,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在北京这样发问。
斯蒂格利茨是在北京大学提出这个问题的,由他和北京大学曹和平教授发起的 “政策对话倡议(IPD)”2009年“中国专项行动计划”已经于10月底在北京大学进行。
上周,本报对斯蒂格利茨教授和曹和平教授进行了专访,把脉中国经济。
经济观察报:您怎么看现在的中国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中国经济现在明显走向恢复。其第三季度的GDP已经达到8.9,全年保8已经不是问题。但是我们知道GDP只是一个量的指标,并不是一个质的指标。最大的问题在于短期应对危机措施应与长期结构改革相结合。最急于解决的国际方面的问题是与中国发展相关的国际储备不对称问题,国内方面的问题是寻找中国内需增长的改革切入点。
曹和平:短期采取的手段,会有积极作用,也会有消极作用。积极作用表现在:当出口下降的时候,需要刺激内需,但是人们的消费需求是比较稳定的,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短期内可以改变的只能是投资需求。中国很快就出台了4万亿,4万亿调动了14万亿,总共是18万亿。其实并不大,去年是17万亿的投资需求,今年增加10%,所以是18万亿,确实把需求拉起来了。
GDP的增长,我个人认为会向10逼近。它不会在我们GDP的意义上和就业的意义上出现大的波动,但是它会在我们结构问题上,增加新一轮调整的难度。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次投资的都是“铁公基”领域,这样的话是否会造成重复建设,进一步导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
曹和平: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投下去,路上不跑车,投资收益报酬率就很低。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他们少了一个假设,公共品可以向地方公共品转移,地方公共品可以向群体公共品转移,群体公共品可以向个人产品转移。
怎么讲呢,就是道路和基础设施修建下去了,道路设施和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园区都是挂在一起的。开始的基础设施是政府的,可是基础设施一来,一群企业就进来了,当这里边有一个百分比出现盈利的话,它就会移出这个孵化区。享受税收优惠的时候它是公共品,但是它一出现盈利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地方高新技术区的产业,地方高新技术区的产业变大了以后,在全国布点的时候,它就变成了私人品。也就是说公共品、中等规模公共品、小公共品、小小公共品向私人品的转化。这在新古典经济学里是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这种交换世界各地都是存在的,但是中国的存在更典型、更让人看得见,所以我不担心投下去都变成废铜烂铁了。
很多我们没有关注的恰恰在经济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把灾难说得太大是错误的。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退出战略,什么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斯蒂格利茨:应该是在明年3月份之后。中国退出面临的难题是投资拉动--出口导向战略的退出还是制度改革--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变的转型式退出的选择。
曹和平:我个人觉得,物价指数在5到7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从刺激经济向稳定经济这个方面来转换。问我时间的话,我估计大概在明年3月份。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中国是否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危险?
斯蒂格利茨:目前统计数字没有看到。在应对危机的对策上,各国都有通胀的风险。中国不是个例。
曹和平:9月末的时候,广义货币供应量是18.5万亿元。同比增长29.3%,狭义货币供应量M1的余额是15.2万亿元,增长29.5%。
M1超过M20.2个百分点,我个人认为,通货膨胀起码在明年3月份之前非常小,虽然货币量增长了29%。造成通货膨胀的话,还要有效购买,这需要企业家信心、银行家信心、消费者信心三个信心合一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企业家信心起来了,银行家信心是由于政府的刺激贷款增加起来的,但消费者信心没有突破百分点。
另外,我个人想,货币发行速度,不见得会变成一对一的通货增长。
有人说,8月之前,中国有7000亿人民币在全世界各地,这钱不在外国或者中国政府,也不在银行,也不回笼。这些货币如果在美元区登岸以后,表明人民币变成储存货币了,就是人民币有了稳定和储藏功能。这是国际核心货币功能。如果美元一直贬值,而人民币挂在美元下边,人民币就更低,不是贬值,会是低谷。在人民币低谷美元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就更大。而当通货区在扩展的时候,不大可能造成国内的物价上涨。
所以,我觉得人民币有一个登陆的趋势,这种登陆是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去冲击充当世界核心货币的国家的货币,这会出现两强相争的局面,但是对中国的宏观管理是有益的。就是它的通货压力不会太大。
明年3月份会不会出现膨胀,关键就在人民币登陆规模的大和小,这是我们完全未知的。回到问题上,明年3月份是一个观察点,但是不见得是一个预测点,关键就看人民币。